1739年,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写道,公民政府的起源,是因为“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救治自己或他人的灵魂之狭隘,(这种狭隘)导致人们舍远图近” 。休谟相信,政府机构——比如政治代表和议会辩论,有助于缓和我们冲动、自私的欲望,促进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福祉。
在今天看来,休谟的观点似乎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经变成了短视泛滥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短视的良药。很多政客除了下一届选举几乎无所在意,所关注的也仅限于最新的民意调查或网络舆论。政府往往更偏向权宜之计,比如把罪犯关进监狱就算了,而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在地球升温、物种灭绝之际,各国在国际会议上争吵不休,只盯着短期利益。
当新闻媒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报道英国脱欧谈判的最新进展,或对美国总统的即兴推文喋喋不休时,现代民主政治的短视昭然若揭。那么,有没有针对政治短视的解药,能够长远地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呢?
先从这个问题的本质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短视政治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造成的,是它们加快了政治的节奏。但是,政治对“当下”的执迷,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设计缺陷,导致政治周期短暂。为了在下一届选举中赢得选民的支持,政客可能会提出诱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忽略长期问题,比如应对生态毁灭、养老金改革或儿童早期教育投资,因为这些问题不会为政客直接赢取政治资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称为“政治的景气循环”。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企业,利用政治制度为自己争取短期利益,并将长期成本转嫁给社会其他群体。无论是资助竞选活动,还是耗资巨大的游说,企业对政治的入侵和操控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导致无法形成和实施长远的政策规划。
政治短视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原因,是代议制民主系统性地忽略未来人的利益。未来公民没有任何现世的权利,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代表未来公民利益的机构,即使今天的决定无疑将影响未来公民的生活,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但我们却几乎注意不到。
在10年间,我作为政治学家专门研究民主治理,但从没想过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像过去的奴隶或妇女那样被剥夺了权利。但这就是现实。这也正是全球成千上万小学生在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鼓舞下罢课游行,要求富裕国家减少碳排放的原因。他们拥有民主制度,却被剥夺了发言权,现世的政治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
虽然不舒服,但我们需直面现实。现代民主,尤其是富裕国家,能够殖民未来。我们把未来当成一个遥远的、没有人的殖民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倾倒”生态退化、技术风险、核废料和公共债务,随意掠夺。英国18、19世纪殖民澳大利亚时,利用“无主地”的法律原则来为自己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和土地所有权。今天,我们的态度也像对待“无主地”一样,把未来当作“空白时间”,无人居住、无人认领,任凭我们主宰。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视并停止盗窃后代的权利,后者是导致我们对未来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所在。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有人认为,民主根本就是短视的,因此依靠“善良的独裁者”或许会更好,他们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里斯(Martin Rees)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称,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武器扩散等长期严峻的问题,“只有开明的专制君主才能推行安全度过21世纪的措施”。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我曾问他是否真的把独裁作为应对短视的政策处方,并暗示他也许是在开玩笑,他回答说,“实际上,我是半认真的。”然后,他给出中国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在长期规划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从中国对太阳能的持续巨额投资便可清楚看出。
在场的人中点头者出奇得多,但不包括我。历史上长期保持善良和开明的独裁者的例子即使有,也很少(比如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专制政权在长远考虑和规划方面比民主政权做得好。比如,瑞典没有专制君主,但瑞典设法做到了近6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仅为26%。
在今天看来,休谟的观点似乎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经变成了短视泛滥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短视的良药。很多政客除了下一届选举几乎无所在意,所关注的也仅限于最新的民意调查或网络舆论。政府往往更偏向权宜之计,比如把罪犯关进监狱就算了,而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在地球升温、物种灭绝之际,各国在国际会议上争吵不休,只盯着短期利益。
当新闻媒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报道英国脱欧谈判的最新进展,或对美国总统的即兴推文喋喋不休时,现代民主政治的短视昭然若揭。那么,有没有针对政治短视的解药,能够长远地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呢?
先从这个问题的本质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短视政治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造成的,是它们加快了政治的节奏。但是,政治对“当下”的执迷,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设计缺陷,导致政治周期短暂。为了在下一届选举中赢得选民的支持,政客可能会提出诱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忽略长期问题,比如应对生态毁灭、养老金改革或儿童早期教育投资,因为这些问题不会为政客直接赢取政治资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称为“政治的景气循环”。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企业,利用政治制度为自己争取短期利益,并将长期成本转嫁给社会其他群体。无论是资助竞选活动,还是耗资巨大的游说,企业对政治的入侵和操控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导致无法形成和实施长远的政策规划。
政治短视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原因,是代议制民主系统性地忽略未来人的利益。未来公民没有任何现世的权利,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代表未来公民利益的机构,即使今天的决定无疑将影响未来公民的生活,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但我们却几乎注意不到。
在10年间,我作为政治学家专门研究民主治理,但从没想过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像过去的奴隶或妇女那样被剥夺了权利。但这就是现实。这也正是全球成千上万小学生在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鼓舞下罢课游行,要求富裕国家减少碳排放的原因。他们拥有民主制度,却被剥夺了发言权,现世的政治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
虽然不舒服,但我们需直面现实。现代民主,尤其是富裕国家,能够殖民未来。我们把未来当成一个遥远的、没有人的殖民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倾倒”生态退化、技术风险、核废料和公共债务,随意掠夺。英国18、19世纪殖民澳大利亚时,利用“无主地”的法律原则来为自己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和土地所有权。今天,我们的态度也像对待“无主地”一样,把未来当作“空白时间”,无人居住、无人认领,任凭我们主宰。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视并停止盗窃后代的权利,后者是导致我们对未来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所在。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有人认为,民主根本就是短视的,因此依靠“善良的独裁者”或许会更好,他们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里斯(Martin Rees)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称,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武器扩散等长期严峻的问题,“只有开明的专制君主才能推行安全度过21世纪的措施”。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我曾问他是否真的把独裁作为应对短视的政策处方,并暗示他也许是在开玩笑,他回答说,“实际上,我是半认真的。”然后,他给出中国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在长期规划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从中国对太阳能的持续巨额投资便可清楚看出。
在场的人中点头者出奇得多,但不包括我。历史上长期保持善良和开明的独裁者的例子即使有,也很少(比如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专制政权在长远考虑和规划方面比民主政权做得好。比如,瑞典没有专制君主,但瑞典设法做到了近6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仅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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